【学术争鸣】 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逻辑吊诡——政策市场主义和思

2017-12-27 06:37

  原标题:【学术争鸣】 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逻辑吊诡——政策市场主义和思维唯理主义

  时下产业政策和职能之争根本上源于现代经济学内在的思维悖论:作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两大重要分支,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都根基于社会的自然主义和肯定性传统。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具有强烈的建构主义特质,它不仅为计划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还导向了数理化道;不过,建构主义被用于设计和的同时,“自负”却引发了近代社会的动荡和混乱。相应地,另一方面,奥地利学派就又转向自然主义的另一基本思维——先验的个人主义,把个人主义视为先验的、不可的分析基石,从而为市场提供了更为的理论支持,进而构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另一思维和学说来源。由此,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与政策主张之间就呈现出了一种紧张和冲突关系:其理论是建立在唯理主义思维之上,而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又提出市场至上的政策主张。

  在当前产业政策和职能之争中,张维迎就林毅夫的产业政策根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并以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范式”加以反驳; 田国强则认同张维迎的市场主义观点的同时,又了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指导作用的完全否定,进而从新古典的基准理论来论证市场化的重要性。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显著现象:一些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传统支持者和鼓吹者在否定产业政策和反对干预时又借助于奥地利学派的市场理论,如许小年、张维迎等人原先都是学习和传授新古典经济学的,但近来极力鼓吹奥地利学派思想;同时,他们又将新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乃至凯恩斯经济学等都称为主流经济学,并极力和反对林毅夫等对所谓主流经济学的。譬如,田国强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徒,但他在反对林毅夫的有为说时,又说,“计划经济在实践的相继失败表明,兰格等经济学家的那套东西是行不通的,而米塞斯、哈耶克所的集中计划经济核算的不可行性得到了证明。”事实上,田国强、文贯中等都极端反感将政策和方向之争上升到反对新主义、共识或照搬主流经济学的高度,并认为那些甚至否定主流经济学的人实际上有意无意地用到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那么,如何理解这些混乱呢?

  实际上,这出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内含的逻辑背反:(1)在理论上,它根基于建构主义思维,致力于最优化的模型构建和制度设计,不仅由此推导出人类社会的完美均衡,而且还将这种社会设计合理化;(2)在实践上,它推崇演化主义,致力于社会自发秩序的探索和,不仅强调市场过程具有充分的性和不确定性,而且甚至将对社会经济的任何干预都视为是自然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悖论呢?这就需要从嵌入在社会的自然主义认知思维以及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去把握:一方面,现代经济学理论上的分析思维是唯理主义的;另一方面,个人主义是社会尤其是启蒙运动后的根本意识形态。同时,这两种认知和主张又都根植于由自然主义所派生的肯定性思维之中:前者是对人类能力的肯定,后者则是对现实世界的肯定。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往往也就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转换:当自发社会秩序陷入内卷而导致市场经济出现问题是,建构主义就开始膨胀,进而导致制度设计和干预的产生;当“的自负”充分而市场经济运行平稳时,有效市场说又开始偏盛,进而出现对自然秩序和市场的。

  因此,为了更好地认识时下的产业政策和职能之争,理解不同经济学的此起彼伏,进而洞悉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何会同时嵌入两种相悖思维,本章从起源学角度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政策主张的发展历程作一系统梳理和深度解析。

  社会的认知思维源于古希腊的自然法哲学,这同时派生出主义和个人主义思维。其中,主义不断朝唯方向发展,从而在理论构建上具有深刻的建构性;同时,个人主义经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而在哲学占主导地位,它为个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提供支持。这两者同时嵌入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从而造成了内在的逻辑紧张。

  首先,主义传统深深地左右了自边际以降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思维和学说,进而塑造出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形态和面目。熊彼特曾指出,“哲学领域内几乎没有一种观念不是从希腊流传下来的,而许多这些观念虽然与经济分析没有直接关系,却和分析家的一般态度与有着较大关系。”正是受这种的影响,古典主义末期以降,主流经济学不仅将其研究对象转向了资源配置这一工程学内容,而且在研究思维上也快速了科学主义的技术化道,这在边际主义学者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进而,正是由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强烈的物质性,源自古希腊的自然主义思维就逐渐渗透乃至全面支配了现代主流经济学,乃至深深地打上了建构主义特质。

  其次,个人主义贯穿于文化的始终,并支配了现代哲学。事实上,文化有两大来源:古希腊的工具和希伯莱文化中的价值,两者的共同特征就在于强调个人主义,关注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这就导向了根基工具的经济人假设,进而产生由物性而入人性的自然主义分析思。自然主义思维及其派生的科学主义方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强调研究的客观性,为此倾向于将社会行为主体抽象为不受影响的原子主义个体,从而便于使用严谨的数学逻辑和工具进行分析。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当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重新从物质领域拓展到其他社会领域时,他们也同样遵循个体主义和工具的分析逻辑,这就导致了经济人假设以及分析框架的泛滥。

  最后,建构主义的思维与个人主义的分析径相结合,造成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内在紧张。具体悖论体现为:它所根基的建构主义思维必然在理论上主张和经济计划,但同时,它所根基的个人主义哲学导致在政策主张上又会极力反对对自发市场的。从两方面作一说明。

  一方面,唯理主义思维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朝数理化方向发展,热衷于构建一个个最优化的数理模型;同时,具有唯理色彩的个人主义也很容易地为集体主义,从而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可以为计划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正如米塞斯所说的,“我们时代普遍接受的认识论学说并不承认,自然科学研究的事件领域和作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研究对象的人类行动领域之间存在基本差别。人们充满了一些关于‘统一科学’的混乱思想,这就是必须根据牛顿物理学研究质量与运动时所依据的方法来研究人类行为。根据这种所谓的研究人类问题的‘’方法,他们计划建立‘社会工程’,这种新技术可以使未来有计划社会的‘经济沙皇’能以一种工程师利用技术处理无生命的物质的方式来处理活生生的人。”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为新古典经济学提供理论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一些经济学家从中逻辑地导出经济计划乃至主义可行的结论,这正如瓦尔拉斯后继者帕累托、巴龙等所做的。

  另一方面,唯理主义导出的经济计划以及相应的主义政策又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在立场和社会价值上所不可接受的。这源于两大原因:(1)古典主义末期以降尤其是随着边际的兴起,主流经济学者逐渐接受了自然和谐的假设并把资本主义制度视为既定合理存在;(2)20世纪以降一些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计划实践和集体主义运动造成了思想和的普遍,这让经济学者对这种建构主义的后果产生了。特别是,进入了以信息为要素主体的后现代社会后,人们更深刻地发现,依靠建构所构建的法律规章等根本上无决信息社会中不断膨胀的内生交易成本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工具和建构思维,导致了社会发展的不断动荡以及秩序扩展的中断。

  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对经济计划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基于学的逻辑,而是出于和意识形态的立场。波兰尼就指出,“能直接满足经济理论的所有需求。计划的确能超越市场,包括税收过程、考虑社会成本及纠正市场的其他不完善之处”;奈特则指出,这个体系的反对意见“不是经济的而是的;它涉及到对整体上的。”这个观点也在哈耶克的《通往之》中作了有力的论证,他指出,“从总体上说,该国()的历程只是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名声扫地。对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的普遍失望情绪来源于更为直接的体验”,这有三个基本因素,“首先,人们日益认识到,与私人企业制度相比,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不是具有更多的、而是具有更少的生产性;其次,人们还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组织方式似乎并未带来一种人们所设想的更大的,而是意味着一种新的、专断的、比以往更不易摆脱的等级制度;再次,人们认识到,这一组织方式似乎意味着一种新的主义的出现,而不是所承诺的更大的出现。” 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又开始转向了个人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对的重新定义来为个体的自主行为;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实践上极力反对集体主义和国家干预而推崇自发的市场主义,从而形成了理论思维上和政策主张上的不一致性。

  一般地,社会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建构主义思维,这深深地嵌入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既表现为热衷于模型的构建和最优激励的分析,也表现为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或效率原则来涉及。那么,如何理解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建构主义特征性?

  首先,当自然主义思维及其衍生的拓展到人类社会时就形成了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在美国社会又发展出实用主义哲学,它强调人类社会存在不断进化的观点,强调人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条件具有适应性。进一步地,在实用主义哲学以及主义方的指导下,主流经济学就逐渐偏重于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功能主义的典型特征体现在其独特的预先假设和研究视角:基于先验的前提假设来分析可变量之间的关系,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往往只有在其可能性框架中的特定中才能获得其意义。这意味着,功能性分析体现的是基于特定视角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解释,而不是对现象背后的实在和本质的。显然,这种功能主义方具有明显的建构特征,因为它倾向于通过计量工具来剖析事物之间的功能性联系并以此来推进经济学的应用性和预测性,进而又发展出了各种应用工具和经济模型。实际上,现代经济学所嵌入的建构是如此强烈,乃至已经了行为者的意向性:行为主体的效用函数已经由求解效用函数最大值的前提而预先确定,从而也就不需要行为者去权衡这些不同的可选择目标。

  其次,基于功能性分析的需要,现代主流经济学寄热衷于以主义来促进思维的发展。问题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又是根基于逻辑主义,而后者也具有明显的唯和建构性特征。例如,布坎南就承认,由于受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性论证的影响,他在开始是反对市场组织的。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内含的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哲学观,导致了现代经济学具有强烈功用性和建构性,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充满了“设计性”。很大程度上,中国的“五四”运动就是受了近代启蒙主义的影响,是建构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扩展;进而,其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来自的实用主义、主义以及功利主义等。例如,当时的胡适阐扬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赫胥黎的思想,陈独秀推崇欧洲19世纪的主义和功利主义,而高度的乐观主义使得李大钊相信俄罗斯的“十月”开创了人类“新”。

  最后,自然主义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赋予了人类个体以,这使个体行为变得有计划性;同时,当计划从个人行为上升为行为时,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集体主义和计划,而功能主义则为这种集体计划提供理论基础。受此影响,一种集体主义的社会本体论开始得到建构主义的青睐,而这种集体主义在功能主义的引导下则直接派生出了社会主义,原先指导个体行为的实用主义哲学也就过渡到了社会主义,进而使得建构性的唯理主义色彩在社会的变革过程中愈益显著。事实上,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主义起初就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它试图通过对国家有机体中各部门的功能性分析来设计或完善国家组织。譬如,孔德曾任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秘书,而圣西门则把主义宣布为其哲学的最终原则,并主张,社会理论将运用“其他观察科学所运用的统一方法。换句话说,推理必须以观察和所探讨的事实为基础,而不是把那些事实归因于推理思维科学所采用的方法。” 再如,马克思的理论根本上也是根基于自然主义,这充分体现在他的历史发展阶段论中,他的“不仅解释更要改变世界”的哲学观也内含了强烈的建构主义思维。因此,根基于自然主义的建构本质上与社会主义的理论之间具有某种亲和力。

  根基于建构主义思维以及采用功能主义分析向,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逻辑甚至必然得出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结论。霍奇逊写道:“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很多,包括莱昂•瓦尔拉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菲利浦•威克斯蒂德,都同情社会主义或社会思想。按照当今的标准,他们中的某些人会是左翼激进分析。瓦尔拉斯自称是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者’。他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是想要证明对包括土地在内的自然垄断品的公有制和价格管制的经济利益。马歇尔关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贫困问题,同情工人合作社,威克斯蒂德也提倡土地国有化,同情社会主义和激进运动,并与之保持个人联系”;“甚至更晚,到了1945年以后,杰出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家肯尼思•阿罗和弗兰克•哈恩也表明了他们对各种干预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同情。”

  更进一步地,很多学者之所以选择经济学专业,或者后来从其他领域转入到经济学领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对现实社会经济秩序的不满,而希望能够凭借经济学教给的基础理论而社会经济秩序。正如哈耶克所说,“每个人当然都希望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合理地处理问题,并在这样做时,应该尽量运用我们所能获得的预见。”也正是基于这个初心,即使在主流经济学日益庸俗化化的今天,一大批经济学者如科斯、森、黄有光、斯蒂格利茨以及林毅夫等人都具有或多或少的社会主义倾向。甚至哈耶克也说,他和他同代的“多数派经济学家,最初都是因为年轻时怀有或强或弱的社会主义,或至少是不满于现实,才进入经济学领域的。”

  更为甚者,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和分析范式本身也与法国的建构传统以及社会主义和社会实践密切相关。例如,里昂惕夫本身是在苏联接受教育,并在19岁时就发表了一篇讨论苏联国民经济平衡的文章,后来他到了美国之后所发展的投入-产出经济学构成了计量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投入-产出表则成为社会主义计划控制的基本工具。而且,里昂惕夫最初希望以一种简化的、适合于经验研究的现实提出一般均衡理论的本质,因而投入-产出分析实际上是一般均衡分析的一种特殊形式;这意味着,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设计和分析具有高度的建构的特点,就其理论的渊源而言,则包括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表、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的市场相互依存原理等。实际上,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思想在欧洲也被用作计划的经济基础,譬如,帕累托的学生巴龙遵循帕累托的,描述了在最优条件下运行经济体系的理想图景,然后阐明社会主义生产下的任务:通过试错的方法(瓦尔拉斯的摸索过程)创造出最优条件下运行经济体系的条件。而兰格还用反馈原理把马克思、凯恩斯和里昂惕夫的经济增长理论统一起来,以反馈原理作为它们的基础,把几种不同学派的再生产模型连接在一起;他证明,不仅凯恩斯关于国民支出意义上的国民收入理论,而且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式都可以用一般调控理论来进行分析,从而为将控制论运用于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奠定了理论依据。

  诺贝尔之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末增设经济学一项,就是源于当时很多经济学者已经将经济学视为自然科学,这也是二战以后计划日益主导国民经济的结果。例如,在第一次为“经济科学”设立诺贝尔时,伦德伯格教授就代表诺贝尔基金会解释道:“经济科学已日益朝用数学表达经济内容和统计定量的方向发展……正是这条经济研究线——数理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表明了最近几十年这个学科的发展”,而弗里希和丁伯根之所以获就因为“他们的目标给予经济理论以数学的严密性,并且用一种允许经济定量和假设的统计检验的形式表示它。”

  事实上,早期的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的成就大多与经济计划有关,弗里希、丁伯根、萨缪尔森、库兹涅茨、里昂惕夫、康托罗维奇等人都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或者直接就是经济计划的领导者和推行者。例如,诺贝尔经济学第一位得主弗里希的获原因就是,提出了一种详细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国民会计制度的年思想,以支持挪威经济政策的合理计划工作;共同得主丁伯根的获原因则是在弗里希以前提出的理论的支持下,发展了一种简化的经济政策系统并应用于荷兰。进一步,我们还发现,早期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中有好几个都是俄裔经济学家,因为当时苏联是计划经济的大本营,也是当时数理经济学的引导者。譬如,库兹涅茨就长期担任美国战时生产局计划统计局副局长和计划委员会研究主任、以色列经济研究计划等职务,他长期集中于计算国民收入的大小和变化的方法;再如,康托罗维奇则属于苏联经济学家中“数理学派”,并且是集中计划技术的著名,他着手发明了线性规划来解决如何把现有生产资源结合起来使生产最大化的问题,并用社会主义经济中最优计划理论来研究线性规划。此外,其他如多马、乔治斯库-罗根、格尔申克隆、卡列茨基、莱宾斯坦、勒纳以及马尔夏克都出生于俄罗斯。

  进而,由于经济学诺贝尔的设立和颁取向对经济学的发展具有方向标的意义,诺贝尔得主的成就往往会因此而被放大,其研究的领域更成为青年学子关注的热点,其研究方法更为青年学子所效仿。结果,人们往往更加推崇萨缪尔森而不是他的老师熊彼特,更加推崇“美国的凯恩斯”汉森而不是向左发展的琼.罗宾逊,更加推崇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而不是制度主义者加尔布雷思;同时,正是由于诺贝尔经济学的这种指针性作用,经济学越来越了数理化的道。事实上,作为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的构造者萨缪尔森,他本身就是作为当代对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最有贡献的经济学家而获的。尤其是,受科学主义的指导,数理经济学学者不仅获得了大多数的诺贝尔经济学,还由此控制了引导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岗位和学术刊物,乃至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直到现在,经济学的都是由从事数量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所控制;进而,在强化效应之下,后来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的也大都是数理经济学领域中的学者,如阿罗、希克斯、库普曼斯、弗里德曼、莫里斯、赫维茨、斯蒂格利茨等都是如此。当然,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计划经济问题的逐渐,诺贝尔经济学所授予的领域也有了短暂的扩大;尤其是,哲学中开始对实践中的建构进行,一些市场至上主义者如哈耶克、布坎南、科斯等甚至还获得了诺贝尔。但是,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源于格局的转向,而不是源于经济学思维的根本变革。事实上,由于诺贝尔经济学起初是把经济学当成自然科学来看待的,这使得经济学思维带有很强的建构色彩;这样,在正反馈效应的作用下,除非有社会的根本性变化,现代经济学的建构主义思维就无法根本改变,数理化发展道也将更为巩固。

  国内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往往极力苏联范式而热烈拥抱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和理论来引导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进而对一切非当前主流经济学的进行。但试问:主流经济学和苏联范式的经济学果真存在本质区别吗?鲍尔斯就曾感叹地说,他在哈佛大学教授研究生“微观经济学”课程简直就是1969年在哈瓦那教授的“计划经济”课程的翻版。 究其原因,尽管源于苏联的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表面上存在巨大差异,但两者的基本思维实际上是相通的,都有共同的思想渊源。贾根良就写道:“主流经济学与苏联范式经济学在冷战时期所进行的乌托邦战争基本上属于牛顿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内部的战争,而这种战争则完全使主义的经济学研究传统被边缘化了,不仅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在前苏联和前的中国没有得到任何创造性的发展,而且自以来,除了中国理论的发展外,作为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经济学诸流派在中国至今仍很少有人进行研究。”

  关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和苏联范式经济学的相似性,我们可以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思维两方面作一说明。(1)就研究对象而言,两类范式基本都继承了斯密将生产性劳动在物质生产领域的思想:马克思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性质,并支配了社会主义国民收入概念和衡量;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集中在物质领域,凯恩斯甚至由此部门的活动生产性的。(2)就研究思维而言,两类范式都是典型的自然主义的思维:主流经济学继承和强化了李嘉图的抽象化径,把经济学从社会科学其他分析中出来,其生产理论在今天基本上仍然是李嘉图静态谷物理论的形式化;苏联范式的经济学在传统上起源于马克思,尽管马克思本身具有深厚的社会科学的底蕴,但其集中于商品的研究仍然具有强烈的自然主义特质,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源于李嘉图。 所以,熊彼特说,“李嘉图”在这两大理论体系中都得到充分体现:在苏联范式经济学中是经院哲学,在主流经济学中则表现为演绎主义和数学形式主义。贾根良则指出,它们“之间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却是在两种不同版本的李嘉图经济学之间的战争,换言之,他们是在同一根藤上所结出的两个苦瓜”。

  总之,现代主流经济学内含着强烈的建构主义,这种思维源于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并与社会主义一脉相承。正是受这种建构主义思维的影响,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乐于接受现代主流经济学教材中所宣传的市场有效信条,但同时又积极为各级出谋划策,热衷于搞投资规划等应用对策性课题的研究。显然,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就呈现出一个明显的悖论,这反映了主流经济学热衷于模型建构的学术风气与它所崇尚的主义社会之间的矛盾,也体现了这些经济学人在学术认知和行为实践中的“知行不一”。很大程度上,这正反映出国内经济学界的迷茫:(1)绝大多数经济学理论都得出依靠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政策,这是演进性的;(2)诺贝尔经济学对经济学计量化的赏又了模型化的趋势,这本质上又是建构性的。而且,这也导致了经济学专业学生在学习中的盲动性以及方向的迷失:(1)他们努力紧跟着主流,(2)他们实在又不知道何谓真正的主流,而“主流”经济学又为何表现出这种取向;结果,学习了多年的经济学之后,依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之。更严重的是,绝大多数经济学人对此却似乎毫不在乎,在膨胀和功利隆盛的情形下,他们大多只关心自己的饭碗,而不去真正地思考学术的发展。

  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基于建构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对有效配置极度匮乏的物质资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建构在实践中也开始不断膨胀,最终导致乌托邦的出现和的自负。事实上,乌托邦本身就是源于对人类控制自然能力的推崇,它有两大形态:(1)追溯过去的所谓的黄金时代,以塞涅卡和卢梭等为代表;(2)憧憬未来的理想社会,以空想社会主义者为代表。随着思想的扩展和人类的提高,憧憬未来的乌托邦逐渐成为主流;同时,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和满足人类发展的渴望,人们往往希望凭借人类来设计出更完美的。

  受唯理主义的影响,“二战”后,伴随着越来越多社会精英对经济计划的支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了计划经济之。但不幸的是,几十年的实践结果却并不如预期,甚至带来了适得其反效应:不但了经济学发展的连续性,而且也常常导致社会的大幅度衰退。究其原因,(1)基于建构主义思维所引导的,往往基于当时或者过去来预测未来,而没有考虑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2)基于自然主义思维而自以为发现了社会领域的规律,却没有真正明白在社会科学中是永远不能穷尽真理的,最多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接近事物的内在本质。也就是说,经济规律一般都只是在一个特定阶段才适用的规律,思想家对历史的认识也常常要受他所处的时代的影响。正因如此,随着社会的发展,理论就应进行不断修正和完善,但建构主义者往往基于对过去历史的认知来设计社会的未来,这就往往会对社会造成重大的灾难。有鉴于此,源于自然哲学流派的个体主义思维开始勃兴和壮大并逐渐渗透到经济学中,以致现代主流经济学又转而推崇市场的自发作用而反对的计划和管制。

  譬如,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以对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为考察基础并对那个时代的经济现象所作的归纳和总结。此时,物质资本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物质资本则具有明显的积累、转移、集中和集聚特性,,这导致特定个体或群体所控制的物质资本规模将变得越来越大;进而,随着资本规模的越来越庞大,企业规模也就越来越大,企业组织的层级链也越来越长,层级关系也越来越复杂,以致形成一个行业乃至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垄断组织。基于这种过去发展和现状,马克思预言并夸大了这种趋势对社会未来发展的影响,乃至认为垄断将成了现代经济的必然形态,甚至规模大到每个行业只存在一个企业的地步。同时,马克思又认为,私有财产制度腐蚀了人的本性,这种私有权诱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垄断者去恶待他的员工和顾客;相应地,从占有财产中被出来的人则一定会采用的来反对者,这表现为当时的捣毁及其和行为。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中就会出现垄断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对立:一方面,垄断者为了获取垄断收益而通过各种道的手段提高绝对或相对剩余价值的方式以获取劳动剩余;另一方面,工人也不会主动投入劳动,甚至还会作一些行为。基于这种情境,资本主义的垄断企业化大量精力做的不是去增进协调而是加强监督,不是去改进生产技术而是加强垄断,从而必将造成整个社会的福利、生产技术的停滞。正是基于这种分析视角,马克思有理由为私人垄断的后果感到担忧,从而产生了消除私人垄断潜在弊端的社会责任,并为之设想新的替代方案。

  正是基于资本所具有逐利和集中的特征以及当时社会所表现出的日益明显的资本集中化趋势,马克思认为,垄断的趋势是不可能扭转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认知下,基于人本主义关怀和社会福利考虑,马克思设计了以国家垄断来取代私人垄断的社会变革方案。马克思认为,(1)这是最佳的也是唯一的选择,因为他设计的国家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和就会消失;(2)这也是可行的方案,因为私人垄断已经为国家接管私人垄断进行有组织的管理和市场提供了物质和技术基础。问题是,这种设计真的可行吗?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审视。(1)马克思基于的自然主义思维把人性看得静态化和同序化了。例如,弗洛伊德认为,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这种体系是建立在一种站不住脚的幻想基础之上,因为私有财产的废除并没有改变个人在能力和影响上的差异,从而无法消除人类的性。 (2)就生产组织的发展来看,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马克思也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他看到的也可能仅只是一个特定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其实,生产资料是有多重的,而不同时代起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可能各不相同:在奴隶制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力资本;在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转变为土地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则变成了物质资本。

  事实上,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发展已经日益显示出,未来社会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将不再是物质资本,而是智力资本,其内容就是知识或信息。例如,•贝尔就认为,信息和知识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而且,作为最主要生产要素的知识具有不同于以往生产要素的性质:以往的生产要素,无论是奴隶的劳动、土地还是资本都具有可转移性、可积聚性和可积累性等几个特点;但是,知识却具有难转让性、难积累性、难积聚性,这就导致知识生产要素在人类个体之间的分配越来越分散。相应地,以知识生产要素为基础的生产组织规模就会受到上限的约束,特定企业组织内部的等级链长度也有一定的限度,甚至很可能朝扁平化、网络化和微观化方向发展,乃至垄断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这意味着,国家垄断也取代私人垄断也就失去了社会基础,建立在国家垄断基础之上的计划的效率当然也就会受到越来越大的。事实上,今后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将不再是规模经济,而是建立在分散基础上的专业化经济等,而经济计划根本上则以大规模生产组织为基础;因此,以知识为主的生产要素将给社会生产带来一个全新的面貌,而基于资力社会的状况并借助高度的建构而设计的计划经济将成为新的乌托邦。

  有鉴于此,在20世纪最初四分之一世纪里,在社会占主流的市场经济学与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学之间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同时,由于本身就内含了强烈的建构主义思维,崇尚个人自主和市场竞争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并不能在理论上真正驳倒经济计划的可行性。事实上,既然社会中的个体具有充分并能达到社会的均衡和最优,那么,为什么具有更高知识水平的精英就无法借助这种实现同样的目的呢?巴黎大学的伯纳德•格瑞恩就指出,正如苏联范式的经济学一样,主流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理论体系;因为经济学家们已经发现,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实际上与竞争和市场无关,它是一个“苏联式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型,有一个的拍卖人在做大量的工作,还有愚笨的价格接受群体。正是基于这一全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人转向奥地利学派思维来论证经济计划和市场干预的不可行,其政策主张也逐渐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所接受。正因为如此,为了更好地为市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人就转向奥地利学派思维并以此来论证经济计划和市场干预的不可行,其政策主张也逐渐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所接受。既然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又是如何从唯理主义的建构转向到市场主义的政策的呢?这就关涉到20世纪30年代的这场大争论。

  随着计划经济在苏联的建立以及向全世界范围的推行,在20世纪20~30年代就爆发了一场有关市场与计划的大争论。其背景是: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缺陷在当时已经显而易见,另一方面苏联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实践。当时争论的中心问题是:经济计划能否解决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的效率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运行?这构成不同哲学取向和研究思维的学者展开争论的中心问题。当时的争论双方是:以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以及罗宾斯等为一方,否定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的有效性和合;以巴龙、泰勒、迪根森以及兰格等为另一方,对社会主义经济持赞同态度并从理论上提供支持。论战最后结果是,出门格尔开创的奥地利学派思维与新古典主义思维之间及其对现实问题上的深刻分歧:社会主义计划的最强烈支持者是那些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他们所做的只是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应用于计划的制度背景下;社会主义计划的最激烈反对者几乎都是奥地利学派学者,他们最终退回到门格尔的思想传统中汲取营养。

  论战的者是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他在1920年发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核算》一文,首先对社会主义运行的有效性提出质疑,从而引发了对社会主义的福利争论;接着,1922年又发表了《社会主义》和《人类行为:关于经济学的一篇论文》进一步扩展了他反对社会主义、支持的观点。米塞斯否定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其理由是,这种计划方式不能解决价值的合理计算和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米塞斯的推理逻辑是:人们从事任何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改善,这种会为使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行为,而这种行为又会把稀缺性资源引向效率最高的用途中;因此,米塞斯承继维塞尔的思想,即使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也不能根除需求、稀缺以及相应的合理计算问题。在米塞斯看来,借助市场价格帮助是进行合理价值计算的唯一途径,因为市场价格就是人们以能够获得满足的方式进行财产贸易的结果;同时,只有市场定价方式不仅用于制成品而且也用于所有中间品和生产要素的条件下,经济合理地使用可资获得的资源才成为可能。但在社会主义中,生产资料公有制解体了生产资料市场,以致生产资料的价值无法用货币表现出来,货币无法发挥生产资料稀缺性程度的作用,进而无法确定生产决策和投资的经济效率问题,也就必然无法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米塞斯强调,“哪儿不存在市场,哪儿就不存在价格机制;不存在价格机制,也就不存在经济核算”。

  显然,米塞斯的挑战使得价格体系对“的经济核算”的必要性被结合到了瓦尔拉斯模型中,而这一观点已经遭到了帕累托的巴龙等的反驳。巴龙在1908年的《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一文中就提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中央计划机构可以通过联立方程的途径推算出计算价格,从而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就是说,私有企业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在分配上都可以用瓦尔拉斯方程组来描述,都可以应用同样的最优资源分配原理,都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意义上的效率。在米塞斯的论点发表后,泰勒在1929年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生产指导》一文,也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可以靠试错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迪根森1933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共同体中的价格构成》则进一步认为,计划可以容易地获得生产技术和个人偏好和禀赋,并通过一套瓦尔拉斯方程组获得求解。巴龙等人的回驳使得奥地利学派对社会主义的退到“第二防线”,即不否认计划经济条件下有合理配置资源的理论的可能性,而是否定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可能性。例如,米塞斯又进一步指出,没有生产资料市场必然失去对企业领导人的刺激,失去对领导人的评价标准;同时,国家任命的企业经理都是有着不同目的和抱负的官僚,他们在对待国家财产和对待私人财产的态度是不同的。尤其是,官僚们往往需要服从命令,这根本不同于在企业投机中冒着个人资本和名誉的企业经理人员,因而社会主义无法担负资本配置的功能和在一个动态背景中有效引导资源所必须的企业家的。

  接着,哈耶克、罗宾斯等人也加入到论战之中,他们支持米塞斯的观点,从而启动了第二回合的论战。尤其是,哈耶克在1935年之后陆续发表系列文章来对经济计划进行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进行和。他们所持的一个基本理由是,计划经济运用巴龙方程来定价需要具有收集和处理庞大信息的能力,但现实世界根本无法做到。例如,哈耶克强调,如果我们拥有所有相关信息,掌握有关可资使用的手段和资源的全部知识,并且能够从一个给定的偏好系统出发,那么资源的最佳使用就纯粹是一个逻辑问题,其答案也就隐含在上述假设之中;但现实社会所面对的经济问题是,经济计划必须运用的有关各种情势的知识,“从来就不是以一种集中的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仅仅是作为所有彼此的个人所掌握的不完全的而且还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分散知识而存在的。”有鉴于此,哈耶克提出,“社会经济问题就不只是一个如何配置‘给定’资源的问题……社会经济问题毋宁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们如何才能够确使那些为每个社会所知道的资源得到最佳使用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才能够以最优的方式把那些资源用以实现各种惟有这些个人才知道其相对重要性的目的的问题。”

  那么,如何有效运用这些分散的知识呢?哈耶克认为,“这必须由那些熟悉这些特定情势的人——亦即那些直接了解相关变化以及即可可以被用来应对这些变化的资源的人——做出最终的决策”,而“根本不能指望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得到解决:先把所有这样的知识都传递给某个中央机构,并在这个中央机构整合了所有这类知识以后再发布命令。” 为此,哈耶克认为,市场机制在信息方面优于中央计划体制:(1)在市场机制下,许多市场参与者同时进行数量较小的多次计算,而在中央计划机制下则需要进行庞大的中心计算;(2)市场机制所需要的信息量小,而中央计划所需要的信息量则极为庞大。也就是说,哈耶克和罗宾斯等人开始从米塞斯所持的社会主义分配“不可能”命题中后退了,他们着重从实践而非理论对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能力进行了。

  不过,此时加入论战的兰格在1936-1937年连续两期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文,对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尤其是哈耶克的社会主义计算能力问题进行了系统地反驳。兰格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要做出资源配置的合理决定,就需要某种计算相对价值的方法;为此,兰格超越苏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提出了一种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模式。主要特点是:(1)存在真正的消费品市场,消费品价格涨落,消费者有选择商品的;(2)劳动者可以选择职业和劳动岗位;(3)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即生产资料的价格由中央计划部门,这种价格仅为会计价格,只具有计算作用。由此,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均衡价格决定过程实际上非常类似于竞争市场中的价格形成过程,其中,中央计划部门也起到市场的调节作用,这包括组合生产要素一级选择一个工厂生产规模的规则、确定一个产业产量的规则、确定分配资源的规则以及在会计中将价格当作参数使用的规则。

  同时,按照兰格的理解,在决定价格过程中,中央计划部门不需要不同商品价格的任何可能组合下产生的不同商品数量的完整清单,也不需要如哈耶克所预期的那样解几十万个甚至如罗宾斯设想的那样解几百万个方程;唯一需要求解的方程只是消费者和生产经理的那些方程,而这些工作恰如目前竞争市场中一样。在兰格看来,只要国有企业的经理人被要求进行真正的市场竞争,并在会的价格基础上最大化地获取利润,那么,社会主义就可以以真正市场上可以完成的方式从市场信息中获得隐藏(影子)价格,并利用这些信息在集中控制的公司中进行资源分配;即使会选择了错误的价格,但经过简单的试错过程也可以很快出正确的价格。事实上,在兰格的方案中,并不要求计划根据有关技术、偏好和禀赋的具体去求解数量巨大的分成,而之需要通过瓦尔拉斯拍卖机制就可以找到真实资本市场的市场出清价格。这样,兰格等人的反驳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基础,而这种理论基础又是源自新古典经济学。沃恩就指出,“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学最强烈的支持者是那些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做的也不过就是将那些传统经济学理论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的制度背景下而已。”

  显然,经过两个回合的论战,仅仅从理论逻辑而言,社会主义者似乎取得了胜利。例如,德莱诺斯基说,“现在每个人都同意,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在理论上不可能的主要观点是错误的。”甚至连熊彼特也认为,“社会主义的纯逻辑性并无错误。”究其原因,如金蒂斯和鲍尔斯所说,尽管“瓦尔拉斯模型经常被用来为私有制企业的市场经济作正当。但事实上,……这些理论也完全能够为财产的社会所有制和中央计划经济作”,因为“价格并不一定要由市场作用或其他机制来制定。……一个中央计划者可以担任瓦尔拉斯拍卖人角色,他可以制定出完全与经济效率兼容的价格。” 事实上,米塞斯认为,下存在委托-代理间的激励不相容问题,代理人往往不考虑委托人(计划)的利益,而私有产权则可以极大地环节这一委托-代理问题。 问题是,有什么理论能够证明市场可以解决委托-代理问题,而计划经济却不能吗?要知道委托-代理中的委托人和代理人都只是符号,既可以是市场主体也可以是计划。所以,当时的奈特米塞斯说,他错误地用市场理论来否定中央计划的可能性。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现代经济学中的建构为经济计划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马歇尔声称赞成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瓦尔拉斯则被尊称为半社会主义者,庞巴维克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而维克塞尔则是资产阶级的激进。熊彼特甚至认为,“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那个时期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合理理论;正是马歇尔、埃几沃斯和维克塞尔,把与完全竞争可以使所有的人获得最大满足这一学说降到了无关痛痒的泛泛之谈的水平”,而且,“维塞尔、帕累托和巴龙这三位完全不赞同社会主义的,创立了实质上是有关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从而对社会主义学说做出了社会主义者自己也从未做出的贡献。”

  经过这场大辩论,哈耶克等人开始反思计划经济赖以为理论和思维基础的瓦尔拉斯模型,认为以瓦尔拉斯术语来进行辩论是明显错误的。哈耶克指出,社会主义者似乎认为,一旦资源的价格确定了,生产就可以找到资源的最佳投入组合;但实际上,生产更多地依赖主观判断而非客观的模仿,未来的价格也完全是对世界未来各种状态的判断而没有客观的现状可循。既然如此,公司经理人员又以什么作为根据来进行判断呢?中央计划者又如何模拟市场调节这门知识的能力呢?显然,经济计划的支持者忽视了个体经济决策的细节,市场经济中人们决策所使用的恰恰是那些具体时间和具体地点下的具体知识。为此,哈耶克开始关注这样一系列的主题:经济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变化、详细具体的知识的重要性,市场过程规范秩序的概念。哈耶克强调并把市场视为一个动态的竞争过程,正是竞争使得分散性知识得以和运用;但是,社会主义者的论点却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思维,从而把市场协调的知识问题抽象掉了。

  一般地,瓦尔拉斯模型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基础上,完全竞争也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判断现实市场有效性的基准。但是,哈耶克强调,“完全竞争理论所讨论的东西,根本就没有理由被称之为‘竞争’”,而且,“这种完全竞争理论多得出的结论在指导政策制定的方面也无甚作为。” 究其原因,哈耶克认为,“在现代竞争理论所关注的那种竞争均衡的状态中,不同个人的基据被假设成彼此调试的,但是真正需要解释的问题却是这些基据彼此调试之过程的性质……(它)没有告诉我们那些条件据以产生的方式。” 相应地,受哈耶克的影响,奥地利学派学者就开始反思瓦尔拉斯模型,并试图构造一个更为合理的奥地利学派分析基础来取代瓦尔拉斯模型。奥地利学派的反思集中在两个方面:(1)区分了两类市场:一是被理解为完全静态的一般均衡市场模型,二是被理解为动态企业家发生过程;(2)开始强调激励问题,即使社会主义计划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得利润归于国家而不是个人,从而无法追求的个体有积极心自觉地去完成计划,以最有效的方法来获得稀缺资源。

  很大程度上,也正是源于这次计划争论,门格尔的思维精髓被哈耶克等人重新挖掘出来并获得了进一步的发扬,从而就促使了奥地利学派的复兴。事实上,由于门格尔的早期主要发展了其思想中近似于正在成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所讨论的观点,而知识、、时间、过程等门格尔的真正创见却遭到了忽视;尤其是,随着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确立,奥地利学派的后继者们为了加入更大的学术圈,就不得不用更多的新古典术语来发展奥地利学观念。但是,经过这场大辩论,市场中分散知识在决策中的重要性获得了认识,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理解的深刻差异也得到了。柯兹纳就写道:“在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计算的论文发表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发生的情况是原先作为大多数经济学家共识的单一而模糊的市场途径开始分解成两个分离的、截然不同而且聚焦明确的两个部分。一个组成部分被理解为完全静态的一般均衡市场模型;另一个组成部分被理解为动态企业家发现过程。” 为此,奥地利学派就对一般福利经济学提出了根本性:旨在论证干预之合的一般福利经济学所关注的是在假设所有有关偏好和生产技术之信息是已知和给定的条件下寻找可利用资源之最佳用途,经济问题在这里只是简单地运用正确的手段获取恰当的目标的数学问题,因而制定政策所要考虑也就是如何更好地处理社会所面临的静态经济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学,都假定能够完全了解市场中的所有问题,但真正的问题确在于:人们如何知道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市场上每个人都只有不完全的知识。哈耶克写道:“帕累托和巴龙这两位学者以及许多其他论者只是做了这样两项工作:第一,陈述了合理配置资源所必须满足的那些条件;第二,指出了哪些条件在本质上是与竞争市场的均衡相通的。他们的工作与那种试图阐明人们在实践中如何才能发现可以满足那些条件的资源配置方法的努力截然不同。帕累托本人(巴龙继承了他的全部学说)根本就没有声称他已经解决了这个实际问题,而是明确否认了人们能够在没有市场帮助的情况下解决这个实际问题的可能性。” 为此,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哈耶克都在致力于构造一个更为合理的奥地利学派分析基础来取代瓦尔拉斯模型。

  在哈耶克看来,具有与主流经济学中建构相通的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些较为活跃的知识的思想,而不是一般大众的思想,更实的是社会实践。他说,“社会主义……是理论家从某些抽象的思想取向中构想出来的,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知识熟悉这些思想倾向。” 确实,社会主义源于启蒙运动时期,而启蒙运动的对象就是受过教育的阶级而不是群众,绝大多数启蒙运动思想家都对群众表现出一种既又不信任的态度;而且,当社会危机发展到贵族、为一方与第三阶级为另一方之间的尖锐对峙时,后者就把移交给受启蒙运动思想影响最大的一群人:律师、医生、新闻记者等。 也就是说,尽管社会具有强烈的源于自然主义的先验和建构,但这往往仅仅停留在理论上,而在长期以来的实际生活中,人们还是以习俗为主。譬如,哈耶克就认为,古希腊人时期的斯多葛主义本质上反映的是个人理想,并通过罗马作家的作品而传到了近代。事实上,在哈耶克看来,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和中世纪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是基于习俗的,在查士丁尼编撰之前,整个欧洲流行的是一套高度个人主义的私法,法律更多地被看作是对的,而不是这种的行使。正因为如此,哈耶克将其后半生都用于追寻现实中的人们是如何行为的,他们的特质又是如何?在哈耶克看来,在人类事务中只具有相当小的作用,个人的行为基本上都是受习俗引导的,从而试图把建构主义的理论传统拉回到演进主义的实际传统中去。

  在某种意义上讲,建构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性,它试图借助人的而对进行设计和,但应用于实践的结果却导致了近代社会的动荡和混乱。所以,韦伯说,“再也没有比起源于自然主义成见的理论与历史的混同更的了。这种混同所采取的形式,要么是相信那些理论的概念图像中记载下了历史现实的‘真实’内容,即它的‘本质’;要么把它们当作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来使用,历史在此被削足适履;要么把‘’实体化为一种处在现象之流背后的‘真正’现实,实体化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 这也正是哈耶克重建个人主义分析径的根本原因。在哈耶克看来,真正的个人主义是反唯理主义的,其基本的认知思维是,“人类并不是一种具有极高和知性的存在,而是一种十分缺乏且极易犯错误的存在,而且人类所犯的具体错误也惟有在一种社会过程之中才能够纠正。” 而波普则认为,休谟的怀疑论已使这种的主义完全破产,即使逻辑主义的概率主义也不能它,因而试图通过赋予“主义”以新的含义来主义,这就是“的主义”。正是基于建构内在的认识论狂妄,很早之前就有一些学者陆续对主义进行,从而促进了非主义的崛起。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由于科学发展的负面社会效应日益显露,物质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弊端导致了社会的危机,贬低和逻辑的力量,否认真知识,鼓吹、意志、直觉乃至本能的非主义更是泛滥开来。在这种情况下,尼采、齐美尔、福柯、萨特、卢卡奇等现代哲学家都对此种主义展开了猛烈的,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历史主义更是起到了“告别”的范式作用。

  正是对建构的不信任,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就猛烈兰格等人提出的以计划模拟市场来制定价格、调节运行的思想。奥地利学派的理由是:中央进行计划的手段是有限的,而实际经济运行是复杂的,这使得中央计划部门无法完全代替市场的功能,进而也就难以真实模仿配置资源的市场机制。实际上,兰格也清楚知道,不解决计划手段问题而单凭靠中央计划部门对千百万种商品的试错,计划代替市场的运行模式就缺乏现实运用的价值。不过,20世纪中开始逐渐出现电子计算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工程、运筹学、投入-产出平衡理论等一系列新的科学技术和有关理论,同时,经济学积极吸取了这些新的科学知识并把它们运用到生产领域和大型组织管理当中,这样,经济学就进入了所谓的“精密科学阶段”。基于这一形势,兰格又转而积极吸收这些以为他的计划工作服务,他运用计量经济学在研究市场工程的经济学方面与经济统计学之间架起了桥梁,认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平衡计算、计量经济学、控制论和规划学这些学科的实际效果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在兰格看来,借助计算机的帮助,求解几千个方程是完全可能的,为所有的商品找出市场出清价格仅仅是几秒钟的事情,并且比市场本身需要的时间更少,从而经济周期可以通过迅速变动均衡价格而变得更短、更缓和。事实也确实如此,尽管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模式仍然遭到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以及整个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诸学派的大力反对,但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运用,连主义的主将弗里德曼也不由得赞叹:“45年前一名熟练操作员用台式计算器需3个月,用当时最先进的大规模计算机需40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一项多重回归分析,现在用电脑不到30秒钟即可完成了。”正因如此,数理化取向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中愈加强烈,建构特质更为强烈,但在实践中却仍然强调秩序的自发性。

  总之,对人类的认知,在社会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在主流经济学中也开始逐渐引入了“有限”概念;但是,以一般均衡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依旧是唯理主义的,它的模型主要都是建立行为的之上。当然,经济学中对人性的认知是有其文化背景的,在传统理论上社会将自然秩序和自然法视为先验的,人们不但可以通过自己的来认知它,而且还可以对各种因素的特点进行安排或制定其明确的功能而更好地设计它。事实上,也正是基于这种自然主义的理解,形成了主流经济学中的建构主义思维方式。然而,自建构应用社会实践而造成近代社会的动荡之后,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人类对自然法和自然秩序的认知。他们认为,人本身是“”的,没有能力认识自然秩序的真谛,更没有能力设计出一个与自然秩序相符合的社会秩序。正基于此,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就构成了古典主义对秩序认知的二分法,而对两者关系的认知则决定了不同学者的基本思维和政策主张:高估人类者认为人可以设计出符合自然秩序的,低估人类者则强调人只能自然秩序。不过,哈耶克又进一步了这种秩序二元观,他认为,在自然秩序和人类秩序之外还存在着一种自发秩序;这种自发秩序是于任何有目的的意图之外而又是在人类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正是在人类的共同作用下,这种秩序具有自生自发地不断演化的特征。显然,尽管这种秩序是人类作用的结果,却不是人类有计划设计的结果,这种秩序实际上是把人类不断积累的知识凝结到人类的经验和习惯之中,因而遵循这种秩序的行为是基于演化的而不是建构的。这样,自发秩序开始被赋予了新的特质,开始与基于建构的人为秩序相区别。所以,哈耶克说,“人们会认为,自然界的秩序有一种令人赞赏和的含义,因此当把这个名称赋予一种我们往往并不喜欢的社会秩序时,我们可能有所顾虑。但是,拥有一个能够将这种秩序同人为的秩序区分开来的明确无误的概念,这一好处应当能够打消我们的顾虑。” 显然,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政策主张已经逐渐为主流经济学所接受,但是,为了追求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现代主流经济学依旧将其理论建筑在唯理主义之上,了奥地利学派将市场作为竞争性发现过程的理解,而依旧热衷构建静态的均衡市场,从而就造成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和冲突。

  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崇尚市场机制,但其思维却具有强烈的建构主义特质;这种建构的特质根源于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并在20世纪下半叶普遍的国民经济计划化浪潮中得到急速的强化和巩固,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以降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凯恩斯经济学已日益衰落后依然没有褪去。斯基德尔斯基就写道:“持预期的经济学家一直很在意为市场的找到依据,然而,预期还是中央计划极具面向的解决方案,回想一下20世纪60年代苏联数学家们设计出了庞大的线性规划,为的就是让他们的计划经济具有。预期的关键假设不是完全竞争,而是完全信息。如果当时苏联有能力集中现在在的市场随处可见的所有信息和计算力量,那么在技术上就没有理由苏联用预期推断的决策不具备。”同时,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对二战后经济计划和国家干预所引发的问题之,新古典经济学重新取得了主流地位,它将经济政策转到市场机制上来;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内在的思维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延续,因而就内含了理论思维和政策主张间的悖论。斯蒂格利茨就写道:“经济中的新古典模型在和延续市场社会主义思想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如果说新古典模型(或者其前身)对经济本身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市场社会主义确实有机会获得成功。由此看来,市场社会主义的失败,不仅使市场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化为泡影,同时也对标准新古典模型提出了质疑。”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最终导致现代经济学也退化为一种脱离实际的逻辑游戏。

  问题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何以从充满建构性的一般均衡理论中推导出重视市场机制的结论了?根本上就在于其潜在的意识形态倾向。斯基德尔斯基就指出,“预期的演变还和美国梦的特点相关,代表着谋求自利的美国万众之意见的市场对的把握远远胜于,在美国,消费者即。的者愿意强调的性。大数规律告诉我们,群体人数越多,它的平均数就越能代表最优选择,是不可能去改善大众智慧的。” 同样,罗森伯格指出,社会的基本常识表明,大量个体的自发行动将会引导社会社会混乱,正因如此,历史上很多者都在尝试建立计划经济以选择一个最大限度地协调各方面利益的生产方案;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还是费尽心力地构建一般均衡理论,关键就在于,一般均衡理论与的哲学——社会契约理论——是相通的。罗森伯格写道,“给定契约论哲学所作的假定,即人们是的,在偏好上不是利他主义的,而且在给出一些关于信息、激励和稀缺方面不容否认的事实后,建立作为一个整体的分散的市场机制的社会由于这样计划机制的社会的认识并不难”;而且,“就公共商品而言,市场经济最引人注目之处似乎是在接受过剩或短缺的不可避免的事实之后,能在减轻过剩或短缺方面比否认这种不可避免性的计划经济要做的更好,即它不仅更经常地避免过剩和短缺,而且即使当它们出现时也会比较轻。市场经济尤其容易接受变革,它们能迅速引起市场变化。如果我们能证明:通过设计一种能最大限度地减轻过剩和短缺的方案,我们的简单的直接目标是利用这一方案,通过信息的集中搜集和计划来消除过剩和短缺,并且我们比过去做得更好,那么,我们将会给人采纳这一方案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刺激。如果我们能表明,对于一个计划者,有太多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信息要处理,也有太多消费者和生产者想隐瞒的信息,以至于过剩与短缺不可避免,而市场机制则利用了这两类关于信息的事实,那么,我们将不难使人们相信这种社会契约:市场是我们要走的”,显然,“为什么经济学家会继续对一般均衡理论给予关注(了)。不是因为他们相信一般均衡理论在关于经济活动的描述性和预见性的精确说明方面会有所提高,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它已经把市场作为一种社会体制加以接受的最佳契约论理由的一部分。”

  尤其是,奥地利学派论证了嵌入在计划经济中的建构所潜含的灾难性的和经济后果,这种思维就被吸收进新古典主义占支配地位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中。为了防止“的自负”,现代主流经济学积极重新审视了自然主义思维:一方面,自然法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有限的人往往不能真正认知到自然法,从而也就无法设计出一个符合自然法的社会秩序。这样,现代主流经济学转向了自然主义的另一侧面——先验的个人主义,把个人主义视为先验的,不可的分析基石。正是基于行为的个人主义的先验假设,现代主流经济学为其对市场机制的推崇提供了理论支持,并用普通的行为常识和历史演化来支持它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主流经济学所作的大胆假设就是“市场是有效率的”,基于市场交换最终能够达到帕累托状态,而关键是如何促进市场的完善;积极寻求的“小心求证”则是借助各种资料来论证失灵的必然性,因而的作用根本上是要受到的。事实上,尽管新奥地利学派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中个人具有充分信息的假设,承认市场有很多缺陷,如垄断、不确定性和外部性等,但是,它依旧强烈支持市场和个人,捍卫市场在任一特定时点上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强调市场作为发现和利用知识的机制。新奥地利学派甚至认为,干预几乎都是有害的,因为本身就是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因此,奥地利学派除了继续其他经济学家、家和,使其相信是最好的政策外,已经无事可做了。显然,上述种种现象都反映出现代主流经济学存在理论和应用之间的悖论,进而也出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身内在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

  当然,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不是从经济学的基本思维和原理来为这种主张提供支持,而是充分借助于法律和社会哲学的一些理论。实际上,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基于建构思维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在貌似科学的基础上调控社会的发展,从而对社会构成了;所以,哈耶克提出了“知识的狂妄”和“的自负”,并最终完成了从经济学分析到专注于法律和社会哲学的研究,他说,“最初被置于掌控一切的地位,但知识的增加必须被依靠一个过程,由于集体主义思想了这个过程,造成最后不得不以的为最终结局。” 更进一步地,正是基于这种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正统经济学又转向了另一极端,极端地推崇市场机制,把市场视为脱嵌于社会结构而自制和自律的存在;由此,现代经济学人就盲目地推崇所谓的“三化”,但市场的扩张反而带来了新的问题。在苏东巨变不久,罗默就写道:“(20世纪)30年代期间,在兰格和哈耶克撰写有关市场社会主义著作的时候,苏联正在迅速思想工业化……哈耶克因此是从防御的立场去著述,而兰格也许已经深深感觉到,他的只是对一种必然的未来面貌的的微调。今天,胜负的格局已经翻转过来。然而30年代的社会主义赞成者和今天的资本主义赞成者所做的结论都过于匆促,因为我们只是在非常特殊的下才算充分理解市场的作用。” 其实,K.波兰尼强调,市场社会中必须包含两种对立的力量:一是的动向以促使市场不断扩张,二是反向而生的主义以将市场扩张局限在一定方向。有鉴于此,在本书最后,我们再次重温卡尔•波兰尼的:“一般而言,进步是必须以社会变动的代价来换取的。如果变动的速度太快,社会就会在变动中。”;“虽然世界性的商品市场、世界性的资本市场及世界性的货币市场等组织在金本位制的推动下,为市场机制取得空前的冲力,但却同时产生另一个更深入的运动以对抗市场经济的危害性影响。社会自己以对抗自律性市场所具有的危害——这就是当代历史的特色。”